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我们需要反思人口流动在“农村退不出，城市进不来”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教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应当是互动和同步进行的。
关于中国的经济：我们需要反思人口流动在“农村退不出，城市进不来”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教训。
今天我读《发展经济学》，重温经济发展二元结构转型模型的中心含义是：“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引起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工业部门的扩张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就业需求量扩大，从而吸引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今天重读这一段话，悟出的一个体会是，这一模型有它必要的假定条件：体制是人口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人口迁移没有户籍的限制，土地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而不是行政和计划管制。实际的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如果体制不满足这些假设条件，必定会导致严重的扭曲，以及经济运行、增长和发展的紊乱。
“其中，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后，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与土地的比率发生了变化，不断地消除过剩的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而现代工业部门则得到了它为增加产出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因此，对于不发达经济来说，通过建立和扩大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将不发达部门经济内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使之与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脱离，转而与现代工业部门中的资源相结合。这样，当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吸纳尽净时，工业化将使收益递增取代收益递减趋势，整个经济就转变为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从而二元结构就转化为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结构。”
面对中国目前经济的难题，我的评论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应当是互动和同步进行的。然而，中国在1979年到2019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先是不让农民进城，让他们安心种粮；后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业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种地实在是不赚钱了，农民出来挡不住了，允许务工，发放务工证，办证收各种费；后来，取消务工证，出现了临时身份证。但是，直到2019年为止也没有给进城的农民以正式城市户籍的身份。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出来，到城市制造业中务工，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将便宜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卖向了欧美等国家，顶峰时出口占GDP的比率达到35%多，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将人口分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直到最近，才在300万以下的城市放开。想进入城市居住的农村农民实际占有的农村宅地、耕地不能通过交易而退出，没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其子女在城市不能就学，手中只有种粮收入和务工收入，租买不起城市正规住宅，非正规的便宜住处拆违又基本拆除了。因为你上世纪80年代他们年轻时就不让其到城市中成为居民，他们成为了错过城市化人口，永远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了，大约在1亿人左右。另外，就是务工在外的农民，年轻时出来，等老了，在城市里名无户口，居无定所，生无收入，于是青出进入城市，老回又到农村。没有市民化，没有真正的城市化。而我们的工业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今天，已经40年了，农村中20亿亩耕地，竟然还有2亿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26%，而在我们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里，大约在13%左右，在农业中多余了1亿劳动力，耕地/劳动力水平竟然为全世界倒数第三！这样的农业，怎么能有国际竞争 ，怎么能让农民有收入呢，怎么能让他们脱贫？
我们40年来，从农村获得了2亿亩土地，用来城市、工矿、交通和水利建设和发展，有偿使用土地后地方政府累积获得了48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其中对农民的补偿非常少！2018年，6亿城镇居民收入人均4.3万元，2.3亿多农村在外务工人口人均2.2万元，5.6亿多农村常住人口人均1.4万元；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村户籍的财产性收入是12比1，财富拥有是18比1。城市户籍居民收入消费率60%，收入增长的工业消费品需求弹性很小；而农村户籍居民的收入消费率80%，其工业品消费品的满足也就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水平上，收入增长的工业消费品需求弹性很大，但是，有支付能力的工业消费品需求很弱。2018年工业品产能过剩11.11万亿元，其中消费品过剩在6万亿元左右。
长期的人口迁移户籍和土地计划配置等管制，过去、今天和未来我们面临的因果链：造成了工业化超前和真实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扭曲；造成了农业生产极低效率，农村户籍人口收入偏低；造成了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和青出老回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堆积在农村和农业之中；造成了城乡收入、和财富的较大差距，造成了8亿人口消费能力不能平衡工业品产能的经济萧条，经济增长长期下行的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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