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让其成为能够穿越周期的行业之一。特别是在迷雾重重的时刻。
于此之中，那些能够穿越周期存在的企业，都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创新药行业，除了一线Biotech、Biopharma值得关注，那些在他们背后豪掷千金、敢于对赌不确定的资本大佬们也同样值得关注。
之前，我们聊过医疗健康赛道的明星VC礼来亚洲基金，启明创投，今天来看看他山之石，一家来自美国，专注于从科研源头寻找真正创新的医疗健康投资机构Flagship Pioneering。
Flagship Pioneering位于美国剑桥市，是一家专注于大健康领域，野心勃勃的另类风险投资公司。Flagship Pioneering的孵化模式被称为“平行创业”，所谓“平行创业”，从外部视角来看，就是从高校等源头处挖掘一批全球尖端生物科技，之后收归所有，内化为一个内部IP，植入进公司合伙人（几乎全部是大健康行业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作为重要高管，另外包揽研发培育、搭建团队、吸引外部投资等一系列事宜，经过大量的漏斗型筛选，最终成功的企业会独立出来寻求IPO上市，但“根”还是属于Flagship。这样一番操作，就打造出了一个由诸多原创技术IP集结的“Flagship宇宙”，类似于SPAC“造壳”的概念和形态。因为投资领域的先进性，Flagship至今得到验证的成功案例不多，其中最有名的IP就是。Moderna
截止2022年Q1，Flagship作为Moderna的第三大机构股东，持股比例6.80%，孵化10年回报近20倍。
Flagship创始人Noubar Afeyan做为Moderna董事长兼第五大股东，凭借Moderna跻身福布斯富豪榜，成为身家的富豪。约29亿美元
Mordena的爆火，也让这家独树一帜的投资公司受到关注。
基金基本情况
1999年，Noubar Afeyan及风险投资人Ed Kania联合在美国创立了Newco Gen公司，专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2016年更名为Flagship Pioneering。Flagship Pioneering风格简析：
专注于0到1的源头创新；
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
84.6%投资组合在美国；
亲自参与所投公司的创建和运营。
其创始人Noubar Afeyan认为，‘Pioneering’是一个动词，作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少年时期的动荡生活使其习惯了“不确定”性，也驱使其偏好高风险投资，“在无人区拓荒”。据统计，目前美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为50%左右，中国不到10%。高校已是重要力量之一汇入整个产业创新链。而Flagship几乎所有项目都是从高校/科研机构开始，截至2022上半年，Flagship已孵化（成立）109家企业，总价值超过1400亿美元；平均每年孵化6-8家新公司。从资产管理规模（AUM）来看，Flagship超过。（由于没有公开披露的现金资产，如固定收益、房地产或现金等价物，其投资组合总价值预计更高。）42.6亿美元
市值规模1亿美元的占其总持股价值的46%，大盘股只占其投资组合的7.7%。
投资孵化模式：从概念到IPO，打造“Flagship宇宙”
在投资标的方面，Afeyan的理念是，Flagship Pioneering所孵化的标的企业，不做大健康产业现有产品迭代和更新，而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场景提供解决方案。而这也让Flagship Pioneering每次投资都仿佛是一场巨大“赌局”，只不过经过了科学演算验证。2022年度致辞信里，Afeyan介绍了他心目中属于生物技术的未来方向：可编程药物、数字生物学、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生物技术平台等，几乎无一不是尖端技术领域，中国公司涉及到的寥寥无几。由于专注前沿，因此Flagship Pioneering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起源于“假设概念”。其创建并孵化企业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假设探索（Explorations）
科学验证（ProtoCos）
创立新公司（NewCo）
演变为成熟公司（GrowthCos）
以下会以Moderna从概念到上市的案例来具体说明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假设探索，从“what...IF”开始的头脑风暴
在这一阶段，Flagship各领域大佬与外部高潜人才聚在一起头脑风暴，寻找那些可能会改变未来的前沿技术。他们用“what if...”做出假设，这些“假设”甚至可以纯粹是想象的产物，并不受限于现有的科学证据/数据支持。2010年，哈佛大学实验室负责人罗西带着关于mRNA技术的构想，与Afeyan畅想未来，就此种下被孵化的种子。而类似这样的“探索"，Flagship每年要进行80到100次。
第二阶段：团队验证，项目“试错”阶段
Flagship将有希望进一步验证的“探索”称为“ProtoCos"，并根据其在公司各细分领域中的位置分配一个编号，如"FL1"、"FL2"... "FL63 "等等。Flagship会为每个“ProtoCos"组建一支具有相关专业技术和运营背景的创始团队，同时开始招募外部科学顾问，对这些"ProtoCos"进行验证，并终止那些不能验证其科学性以及无法商业化的"ProtoCos"。三到六个月后，这些被团队验证的"ProtoCos"正式成为一个内部IP。该阶段也是Flagship产生大量专利的阶段。作为创新概念孵化平台，Flagship Pioneering的研发团队是一般投资机构少有的，且研发实力不容小觑，已积累了超过2500项自有专利。以Moderna为例，有了概念之后，罗西的mRNA技术进一步通过了Flagship团队的验证，内化为一个内部IP，被命名为ModeRNA Therapeutics。每年，通过Flagship验证所诞生的IP约有8到10个。
第三阶段：创立新公司，合伙人担任CEO
如果创始团队能将“what if...”（如果假设）的问题合理地转化为“It turns out...”（事实证明），那么原型公司就会正式成立为新公司，被称为“NewCo"。Flagship会为"NewCo"组建一支20-30人甚至更大的团队，注入资金，并成立相应的董事会、CEO和管理层。通常情况，Flagship内部合伙人会担任CEO。以Moderna为例，2011年，Flagship聘任其合伙人，也是原生物梅里埃CEO Stéphane Bancel担任Moderna首席执行官；
2012年，Flagship对其进行了4000万美元天使轮及4000万美元A轮投资；
2013年，Flagship追加了1.1亿美元B轮投资；这样的"NewCo"，Flagship每年会创立6-8个。
第四阶段：引入外部投资、招募更多人才、IPO上市，逐渐发展为成长型公司
最终，一个新公司逐渐成为一个"成长型公司"，并作为一个完全分拆的实体进行运营并IPO上市。这一阶段，Flagship开始大量引入外部投资和更多外部人才，但仍保有该公司的主要所有权、决策权。其外部投资者包含比尔盖茨基金、Google Venture、维京全球投资等各大明星资本。以Moderna为例，Flagship创始人Noubar Afeyan目前是Moderna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在其运作下，成立不到两年Moderna便达到了独角兽的估值。
2015年1月，在Flagship主导下，Moderna以4.5亿美元创下生物科技领域史上最大规模私募融资纪录；
2018年，Moderna以6.04亿美元刷新当时生物科技企业IPO金额最高值。
2020年以后，更是凭借新冠疫苗概念获得了超20倍的回报。
正是经过这样的漏斗型筛选，加上时运青睐，才成就了一个Moderna。下一个“Flagship宇宙”中的高潜选手应该是Sana Biotechnology，2021年，该公司IPO募资6.756亿美元，成为细胞疗法领域的全球募资冠军。投资成就：十年25个IPO
在Flagship孵化的企业里，自2013年算起，已有25家成功实现IPO，另外30余家通过被并购等形式继续发展。
平均每年助力两到三家企业IPO成功，平均每家企业成立后三到四年实现IPO，最短的Denali Therapeutics在成立两年后就成功IPO，主要涉及微生物、基因调控等创新疗法领域。与常规风投基金相比，Flagship拥有更多所投公司股份，也掌握更多话语权。
常规早期风投基金一般占所投公司20%左右股份，并在退出时占15%左右股份；
Flagship模式是其拥有所投公司超过50%甚至达100%股份，并在该公司IPO时拥有50%左右股份（保持实控人身份），为其高投资回报率奠定了基础。
自2007年采用现有孵化模式以来，截止2021上半年，其内部净收益率(IRR)已接近40%。投资项目梳理：医药AI占比25%
从2012年截止2022年Q1，Flagship Pioneering共计进行了33起投资。从投资阶段来看，投资最多的是B轮，至今约11起；其次是A轮，共计9起；种子/天使轮共6起。因此，该基金更偏爱大健康行业的早中期投资。
从投资年份来看，2021年是迄今为止Flagship的投资高峰期，达10起，同比增长233%。这与Moderna丰厚盈利不无关系。2022年Q1有1起投资，随着新冠红利退潮，此后其投资规模仍有待观察。
从投资金额来看，Flagship
在1000万美元-1亿美元之间下注最多，数量约19起；
大于1亿美元的大额项目，约有12起，足以显示其资金实力。
在小于1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中，投入最少，仅1起。
从投资理念来看，在该基金投资的企业中，有超过70%获得了至少2次投资。其中，
Moderna获得了4次投资；
外泌体领域公司Codiak获得了3次投资。（外泌体疗法可作为诊断和监测癌症的非侵入方法，以及可用于治疗药物的靶向递送。）
从投资领域来看，Flagship
偏爱创新（药）疗法，投资项目占比近63%，主要集中在细胞和基因治疗，其他还包括肠微生物、外泌体、表观遗传调控疗法；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领域占比25%，主要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新药研发；
此外还有大数据领域布局，包括人类健康信息和其他生物领域信息。
Flagship Pioneering模式的“双刃剑”
源头创新或许是Biotech的最大意义。全球生物创新排名第一的美国在十多年前，也面临着资本、人才和产业需求的不对称从而限制了其源头创新发展。而Flagship Pioneering的出现或许为彼时的美国Biotech埋下了源头创新种子。
不仅孵化明星公司，还孵化种子管理人才
2010年左右，Flagship Pioneering的“项目”开始在美国Biotech学术领域火热起来。当时，其项目吸引了来自各大名校生物、医药领域的博士和博士后，经过十几周的残酷筛选，一批具有创业精神且聪明刻苦的生物、医药博士和博士后被任命为投资经理（转变成生物产业人才），并各自申报项目；项目升级为“ProtoCos"后，他们转成Biotech公司的管理层，如CEO、CSO或COO；最终，一部分成为了上市公司高管。整个过程大约四年左右，不仅从学术底层培育了一批生物产业人才，这些Biotech企业也成为如今美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新生（中坚）力量。
天马行空下的“九死一生”
Moderna的成功让Flagship Pioneering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财富。然而作为在“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大健康创新技术领域走钢丝的Flagship Pioneering，“Moderna式的成功”仍是少数。截止目前，其已经关闭了5家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以及13家投资额低于该金额的早期初创公司。例如，
2021年4月，其孵化的全球首家精子生物技术平台公司Ohana Biosciences，因未能筹到更多资金，在即将推出商业化产品前夕选择关闭。
2022年4月，曾被誉为成为第二个Moderna的微生物组制药公司Kaleido Biosciences决定立即关闭，并寻求自愿退市；其“致命一击”来自FDA的一封警示函，称其在未获得“试验新药”批准下，将其产品KB109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管理团队：合伙人来自各大TOP药企高管
最后再来看看Flagship的传奇创始人和其强大的号召力。
不仅是投资人、企业家，他是麻省理工第一个生物化学工程博士，并拥有100多项专利。
2000-2016，任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2020至今，任哈佛商学院讲师。
1985年，某次活动中与惠普联合创始人David Packard的偶然会面，其30多年前与同伴在硅谷的创业故事点燃了Afeyan的创业热情。1987年，Afeyan从7家VC融资约1100万美金，创立了他的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PerSeptive Biosystems，年营收一度达1.1亿美金，成为彼时市场上最吸睛的蛋白质分析仪器公司。
1998年，以3.6亿美元出售给了珀金埃尔默；Afeyan也成为珀金埃尔默生命科学业务Applera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
而在PerSeptive的十年间，Afeyan又同时创立了多家生物科技企业，包括：
这段经历，让Afeyan萌生创建一个机构，同一时间孵化多家公司的想法。于是他找到了PerSeptive Biosystems时期投资人之一Ed Kania，共同创立了Flagship Pioneering。创立Flagship Pioneering之前，Ed Kania在摩根荷兰风投工作了17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直接投资经验涵盖100多家公司，主要在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领域，总价值远超100亿美元。截止2022年Q1，Flagship Pioneering团队规模超过190人。管理层53人，其中合伙人超过40人，这些合伙人同时也肩负各孵化企业创始人、CEO职责。合伙人团队由各大TOP药械企业高管以及大健康及科技领域顶尖科学家组成。合伙人：
比如Moderna首席执行官Stéphane Bancel，此前是Flagship Pioneering合伙人，再之前是生物梅里埃CEO。
TOP“高管”合伙人主要包括：前执行总裁系统免疫负责人Lovisa Afzelius；前疫苗全球商业发展、营销和战略负责人Volker Herrmann；前战略管线全球研发负责人Torben Nissen；业务发展和战略负责人Paul Biondi；前免疫肿瘤负责人Luisa Salter-Cid；前实体肿瘤负责人Michelle Werner；美国总裁Fabrice Cchouraqui；前总裁David Epstein；前集团研发负责人Luciano Rossetti；前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医疗官Michael Rosenblatt；
非医疗背景的合伙人包括：前谷歌美洲总裁Margo Georgiadis；前麦肯锡高级合伙人Rob Rosiello；前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和项目影响董事总经理Laura Kline等。
科学家合伙人主要包括：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推进转化科学中心主任Christopher Austin，
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重塑现实的12位创新者之一David Berry，
MD安德森癌症中心首席医疗官、FDA第24任专员Stephen Hahn
科研成果转化的风险非常大，参照美国早期项目的投资历史，其中有许多在种子轮都经历了失败。
目前，中国高校的科研转化成为风向，也开始吸引VC。比如，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就是早年高校科研转化的案例。
Flagship的模式为投资机构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很好思路，但是天马行空究竟能否长久？新冠之后，Flagship式赋能能否创造更多奇迹？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