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安全行业概况
原子的发现和核能的开发利用，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核能发展也伴生着安全风险和挑战。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安全。
中国是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大国，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政策法规是核安全的基本保障。中国从高从严构建核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实施国家核安全战略，制定核安全中长期规划，完善核安全法规标准，确保核安全管理要求从高不从低、管理尺度从严不从宽。
200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颁布；2017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颁布。截至2019年6月，颁布《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核材料管制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9部，发布部门规章30余项和安全导则100余项，制定核安全相关第5页共11页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000余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文件200余个。及时总结国内外核安全实践经验，密切跟踪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电发达国家最新安全要求，不断更新法规标准，始终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核安全法规体系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二、中国核安全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全天候监测辐射环境。建立国家、省和市三级辐射环境监测体系，建成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点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和核与辐射应急监测“三张网”，实现辐射环境全覆盖全天候监控。截至2019年6月，国家级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共有1501个监测点，包括167个大气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328个陆地点、362个土壤点、477个水体点、48个海水点、85个电磁辐射监测点、34个海洋生物监测点，并建立46套重点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统和食品放射性物质监测点。
2019年H1国家及辐射环境监测网络站点分布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着眼于核事业发展和核安全监管需要，把队伍建设作为百年大计和基础工程，大力培养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核安全“铁军”，逐步形成总部机关百人、中央本级千人、全国近万人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队伍。截至2019年6月，全国开办核工程类专业的大学共72家，其中专门设立核学院的有47家，每年招收核工程类专业本科人数约3000人。目前中国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9464人，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6243人，注册核安全工程师4544人，核设施操纵人员3005人。
2019年H1国家核安全专业人才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核电发展安全高效。中国坚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严格的标准发展核电，按照多重屏障、纵深防御的理念，严格管理核设施选址、设计、建造、运行、退役等全生命周期活动，确保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截至2019年6月，中国运行核电机组47台，居世界第三；在建核电机组11台，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单机组平均运行事件数量为0.89起/台。
2013-2019年H1中国运行核电机组数量与单机组平均运行事件数量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核技术利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对放射源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动态管理，将所有涉源单位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建立国家核技术利用管理数据库，实施放射源安全提升行动，实现高风险移动源在线实时监控，提高核技术利用安全水平。
截至2019年6月，中国在用放射源142607枚，各类射线装置181293台（套），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共73070家，放射源和射线装置100%纳入许可管理，废旧放射源100%安全收贮。放射源辐射事故年发生率持续降低，由20世纪90年代的每万枚6.2起降至目前的每万枚1.0起以下，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2013-2019年H1中国在用放射源数量及放射源事故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相关报告：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5年中国核能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
三、中国核能发展阶段与核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核安全战略。中国将开发利用核能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核能利用从起步发展、适度发展到积极发展、安全高效发展，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实现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相互促进、有机融合。
中国核能发展阶段与核安全战略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四、中国核安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运作，加强核安全队伍建设
加快核安全体系建设，除理顺核安全管理体系外，加强核安全队伍建设至关重要。进一步增加核安全监管人员编制，增加经费，避免核安全监管及技术人才流失，稳定技术人才队伍，同时加强干部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核安全监管的效率和水平。国际上核能/电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一台机组有监管人员35人左右，美国一百多台机组有监管人员近4000人。法国和日本各有50多台机组，监管人员分别有2000多人。目前，中国的核监管队伍相对较弱。国家已经开始着手扩充队伍，预计在2020年可能发展至1500人。即便如此，与人们现在的核能/电发展速度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在这方面的人力投入，不能节约。队伍的建设方面要提高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2、加强核安全研究设施建设
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反应堆安全的专门研究机构。亟需建设专门核反应堆及其配套实验设施，针对堆的安全进行全面的研究。
建议政府、机关单独成立相关的研究所，体制上从属于国务院核应急中心，独立于核安全局以及相关集团（中核集团、广核集团、国核技等）之外，可以以“国家反应堆安全研究中心”为名，在对堆安全研究堆的基础上进行大量针对反应堆安全的研究，并对国内相关核安全评价以及国外相关核技术技术引进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堆安全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核反应堆安全的基本原则研究，核反应堆的安全系统研究，核反应堆瞬态分析研究，确定论安全分析研究，核能/电厂的严重事故研究，先进核反应堆安全分析模型及程序研究，概率安全评价法研究，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及其危害分析研究，核安全性的改进与发展研究等。
3、加强核风险信息交流，树立民众的核安全信心
核风险信息共享与交流对建立和维护核设施安全运行、民众安全信任的信心至关重要。为此，应加强公众从官方渠道得到简单易懂、始终如一的核风险信息；加强与世界上拥有核设施国家的核风险信息交换交流，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核风险信息交流交换。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也不例外，严重的核和放射紧急情况在信息的交换交流不畅通条件下，已使周边国家决策层及专家获取信息不畅通，较难做出合理应对策略；而公众无一例外地采取某些不适当或不合理的行动，导致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造成重大的有害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发生在几乎没有放射性后果的紧急情况中。
在国与国信息交流交换方面，美国核安全管理委员会和法国核安全和辐射防护总局已签订有关核安全监督技术信息交流和合作的协议，日本考虑到东部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其政府承诺同中、韩及国际社会分享在核事故和地震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国家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其内容应包括有关核设施监管的决定和政策，重大核设施的许可证审批活动及其安全与环境因素考量，有关严重运行事件和政府指令核电反应堆停堆等重要事件的及早通报和专家交流，以最大透明度安全运行核设施。
